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真是异军突起，华彩纷呈，使宋词显示出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与唐诗、元曲相映成辉。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共一千三百多家，词作共一万九千九百余首。作家之众，作品之多，艺术之成熟，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空前绝后。以致于“歌台舞榭，竞睹新声”（吴曾《能改斋漫录》），故有一代文学之称。同时宋词派别林立，风格纷呈。从宋以来，人们对此研究颇多。宋词的时代特色也非常显著，人们所说的宋人“男子作闺音”的现象，确定了词体不同于诗歌的阴柔美特征。下面就宋词的昌盛气象、宋词繁荣昌盛的原因、宋词的词体派别研究以及宋词的时代特点分别论之。

 

第一节　　宋词的昌盛气象

 

词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起源于隋唐之际，发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中兴于清代。唐五代是宋词的准备时期，元明是宋词鼎盛之后的衰微时期，固然不能与宋词比盛；即使是清词号称“中兴”，毕竟是鼎“盛”之后的复“兴”，已落于第二位，难以与宋词之“盛”并驾齐驱。宋词的鼎盛表现于下面几个方面：

 

一、创作成果繁荣丰硕

 

首先表现在作家作品数量空前。宋词作家与作品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据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与孔凡礼先生辑补的《全宋词补辑》来统计，现存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共1493人，词作共21055首，其中有1569首为姓氏失传的无名氏之作。这个数字既反映了宋词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宋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数量而言，宋词与清词相比，不可言多；但是与唐五代词相比却大显盛况。据新编《全唐五代词》统计，《正编》共收有姓氏可考的词人83家，性质确定的词作有1962首（不计《副编》所收作者60余人、性质不定的作品863首）。可见，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巳在唐五代词创作的基础上翻了十倍有余，显示出宋词创作的空前盛况。

 

其次表现在宋代词人别集也大量涌现。别集也就是作家的个人专集，它既是检验一个作家创作成就大小的标志，也是衡量一种文体繁荣与否的指标。唐五代有别集传世的仅有冯延巳的《阳春集》、李璟和李煜父子的《南唐二主词》（合集），其它见诸记录而失传的词集也不过是温庭筠的《金荃集》等数种。而宋人有词集传世的多达313人，其中只有52家词别集原本已佚而为近人辑佚而成，其他数百人的词别集大多代有刻本，广为流传，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即是宋代著名词人别集的代表作。这数百家词人别集的产生与流传，乃是宋词创作丰硕成果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二、作家队伍的整齐壮大

 

名家辈出，群星灿烂，这是宋词繁荣昌盛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据统计，宋代有影响的大词人大致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的词人排名前30位的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贺铸、张炎、陆游、黃庭坚、张先、王沂孙、周密、史达祖、晏殊、刘克庄、张孝祥、高观国、朱敦儒、蒋捷、晁补之、刘过、张元干、五安石、陈与义、叶梦得。这批词人分布于北宋、南北宋之交、南宋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从其创作性、表现力来看，还是从其作品的艺术性来看，都堪称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词人队伍，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此外，在宋代词人的创作中，还包括着一代代、一群群、一个个的中小词人和业余作者，举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乐工歌妓、贩夫走卒、方外僧道、钓叟莲娃等等，他们虽出自不同阶层，却都有多多少少的词作产生和流传

 

就个体词人的作品数量来看，宋代词人的创作成果也显现出空前繁盛的景象。唐五代第一个大力作词的词人温庭筠现存词作仅有69首（一作70首），唐五代词人现存作品数量名列前茅的也不过如此：冯延巳112首，孙光宪84首，顾敻55首，韦庄、李珣54首。而在宋代词人中，存词数理在100首以上的就有51人之多，其中宋代著名词人的作品数量大多数在数百首以上，如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刘辰翁354首、吴文英341首、张炎302首、贺铸283首、刘克庄269首、晏几道260首、柳永213首、朱敦儒246首、欧阳修242首、张孝祥224首、黄庭坚192首、周邦彦186首、张元干185首、张先165首、陆游145首、晏殊140首等；在宋代杰出词人中，只有少数词人数量不到百首，如秦观90首、李精照52首、姜夔87首等。作品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宋代词人创作热情的高涨和创作能力的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涌现出了象柳永、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这样的一大批倾力于词的创作的专业化的优秀词人，这是宋词走向繁荣的又一个标志。

 

三、宋代词的昌盛气象还体现为词体词调的成熟完备

 

一代文学、一种文体的繁荣与否，也与文学形式规则的是否成熟完备密切相关。如果一种文学的形体特征还没有定型与成熟，似乎很难期望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词是一种新型的音乐文学形式，经过唐五代民间词的创作和文人词的发展，词的音韵格律等形体规范已基本形成，词以长短句为主体的形体特征及其由音乐所陶铸的以娱乐抒情见长的文学特性也逐步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从晚唐到五代，词体文学才渐渐引起文人们的兴趣与爱好，词的创作才慢慢走上发展兴盛的道路。但是在整个唐五代时期，词体的发展毕竟十分有限，再加上唐诗光芒的闪烁与掩映，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就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与影响。隋唐音乐文化在融和南北、中外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界，燕乐曲调大量创制并广为流行，但是词的创作实践却为滞后，实际被用作填词歌唱的燕乐曲调并不太多。据《花间集》、《尊前集》、《阳春集》、《南唐二主词》和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实例来统计，唐五代词所用曲调共147调，再加上其他散见词作所用曲调，总数不过在200调以内。从唐五代所用曲调的形式来看，大多为体制简便的令曲；以双调体居多，有些还是单片体；长短句的杂言体虽已占据主流，但齐言体的形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敦煌曲子词中已出现《内家娇》、《倾杯乐》等少量长调慢曲，加之中晚唐以来文人词中出现的《卜算子慢》（钟辐）、《八六子》（杜牧）、《歌头》（李存勗）、《金浮图》（尹鹗）等曲调，整个唐五代词所用长调慢曲也不过在10调左右。小令的体式也就决定了唐五代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呈现出相对“小”的格局与气象。

 

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音乐文化不仅有更大的繁荣，而且有更新的风采。除了继承唐五代创制和流行的燕乐曲调这笔富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之外，宋代的燕乐新声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仕宗朝至徽宗朝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随着市民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兴盛，市井新声腾涌竞起，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迅速走向繁荣发达。加之宋代教育的全面发展，精通音乐能度曲制谱的文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像柳永这样的热爱音乐艺术的专业化词人的大量涌现和倾力创造，宋代燕乐曲调的总数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而且曲调的体制更为丰富多样，令、引、慢，大小长短，兼有众体，琳琅满目；不仅传统的小令体式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趋精美娴熟，而且新兴的长调慢曲尤为新颖多姿；不仅音乐曲调的表现功能更为全面多样，而且音韵格律及方法技巧等形式规范也更为稳定精严。于是则词调大盛，众体兼备矣！

 

据统计，在《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中，宋代词人共用词调881个；若计入同调异名者，则共用1407调；若再加上一调多体的情况，则宋词所用词调大致有近2000种体式。宋词所用词调的总数不仅比唐五代词翻了约6倍多，而且也为明清人的依调填词提供了词谱的格律规范。其创调之丰富、用调之繁多，的确堪称前无古人，后无继者。唐五代词的用调主要以小令居多，形式较为单一，而宋词用调则是短调小令与长调慢曲兼备，各擅胜场。据统计，宋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取其前10名依次为：《浣溪沙》（775首，指用此调创作的作品数量）、《水调歌头》（743首）、《鹧鸪天》（657首）、《菩萨蛮》（598首）、《满江红》（549首　）、《念奴娇》（535首，含《酹江月》103首）、《西江月》（490首）、《临江仙》（482首）、《减字木兰花》（426首）、《沁园春》（423首）。可见令词的使用频率虽略高于慢词，但令词与慢词的比例仍然保持大体均衡的态势。就个体词人的用调情况来看，唐五代词人用调最多的是冯延巳，也不过36调，其他用调较多的词人如孙光宪、毛文锡、韦庄、温庭筠等，则大多在20调左右。而宋代词人的用调则大幅度地增多，如柳永用调133个、张先用调100个、周邦彦用调112个、辛弃疾用调104个、吴文英用调146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以“自度曲”而著称的姜夔，其词作总数虽只有87首，用调却多达56个。

 

新颖的形体风采更强烈地引发了主体的审美情趣，成熟的格律规则更有利于激发作者的创造能力，完备的曲调体式也为词人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创作条件。总之，词调的繁兴与完备，形体的成熟与新变，规范的建立与完善，既是宋词昌盛气象的表现之一，也是宋词繁荣鼎盛的原因之一。